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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6月15日

自省

刚强与卤莽,大度与怯懦,只是一线之隔。
6月8日

(转)汪丁丁:水知道你的罪孽

(转自<财经>网络版)
面对环境问题,人们必须行动,必须为牺牲环境所换来的便捷性忏悔。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当地球与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不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政府,将丧失合法性

  
水是可再生资源,但任何可再生资源都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我们不应采用工程学的资源分类,我们应采用经济学的资源分类。一切资源都是可更新资源,差别仅仅在于更新速率——即自然更新速率与开采速率之差。
    例如,在古典分类中,石油是可耗尽资源。其实,只要开采速率足够缓慢,在适当的生态条件下,石油是可更新资源。又例如,在古典分类中,水和空气都是可再生资源。然而,我们日益紧迫地意识到,由于现代技术的毁灭性运用,清洁的水和新鲜的空气在过于迅速的工业化时期,都成为可耗尽的了。
    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用亨利·乔治的术语,可涵盖在“财富”这一概念内。乔治定义的财富,是一切能够减少“未来努力”的事物。金融也是财富,因为它意味着“我欠你的”(I-Owe-You),并且这一“承诺”可以在市场里转让。承诺只要可信,就是财富,因为它最终可折现为“未来努力”的某种减少。
    知识的积累不必总是意味着未来努力的减少。例如,知道得太多,或知道了不应知道的,可能增加未来的努力。祁克果(S?ren Aabye Kierkegaard)年轻时想过上面叙述的事情,于是他找到了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让世界变得更不方便。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使命在于增加人们未来的努力而不是减少它。今天,凡追随他开拓的人生道路的人,被称为“存在主义者”。他们活得很累,但他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了。
    世界原本不应太便捷。人类为增加自己的便捷性,让世界支付代价。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今天,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是过去65万年平均浓度的三倍。假以时日,这样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将使地球表面的温度增加至目前的三倍!
  不要以为“假以时日”意味着还有很多年甚至很多代人的时间。戈尔的新著《难以忽视的真相》披露:十年之后,人类的行动就将太迟,以致不能挽救他们自己的毁灭。让我提醒你注意,这部感动了千千万万“世界公民”的著作(根据同名电影编写)的英文标题,“an inconvenient truth”,直译为“不便捷的真理”。明白了吧?真理绝不总是带来便捷性。人类不应为了便捷而牺牲真理。
    醉生梦死地沉浸在便捷性里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未能承担责任的政府官员和徒有虚名的“人民代表”,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迟早会与真理相遇。真相并不带来便捷,它只矗立在你面前。
  例如无锡市的自来水污染——因“太湖水温过高”及长期未能缓解的所谓“富营养化”水污染问题,导致了蓝绿藻的大面积爆发。尽管这一次,政府官员可能紧急征调清水,救一时燃眉之急。但观念仍是陈旧的,真相仍被普遍地忽略着,“经济增长”仍是各地政府追逐“财富”——便捷性或未来努力减小的程度——的最重要的途径。太湖是中国的“重点水域”,每月都由环保和水利两大部门监测发布水质报告。这些报告所披露的问题长期被忽略甚至被隐瞒,才导致“太湖生态”这一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超过了富营养化阈值。可以预测,这一复杂系统的主要指标在短期内不会因政府的应急努力而恢复到阈值以下。
    面对环境问题,即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在谈及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时,也缺乏令人钦佩的“天下主义”态度。例如,他们暗示西方列强为压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过分地强调了环境保护问题。他们虽然承认中国和东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年度排放区域,但他们同时补充说,西方列强是二氧化碳“累积”排放的最大区域。
    不论怎样,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真相仅仅是:只有一个地球。其实,真正的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从不像西方列强那样斤斤计较于“地方”或“国家”的利益。这才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这才是斯密(《道德情操论》),这才是“世界公民”的理念。
    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是的,由于强烈的外部效应,所有环境保护(包括水和空气、森林和草地、生命和文明……)及其延续都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如果你同意这样的定义——“政治”就是集体行动或公共选择。由于强烈的外部效应,环境的权利诉求,仅当有最大多数的世界公民参与时,才可能被尊重。时间紧迫,不能允许世俗政府之间缓慢而虚伪的外交谈判。当地球与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不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政府,不论它的权力是外国人授予的还是中国人授予的,都将丧失合法性。
    同时,让我提醒你,这一新兴的政治运动将是纯净的,它不像以往的政治那样是肮脏的或基本上是肮脏的,因为它仅仅要求从你开始行动。它不仅仅净化你身边被污染了的地球而且净化你的心灵,它带你返回自然,它带你超越你周围物欲横流的世界,它带你进入一条被称为“人类有意识演化”的高尚的生命之河。
    上帝死了,但你的罪孽并不是不受审判。水,它知道你的罪孽,它也愿意清洗你的罪孽。但你必须行动,你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当你发动汽车的时候,为你获得的便捷性忏悔;当你随手将垃圾抛入水中或将它们遗留在沙滩上的时候,为你获得的便捷性忏悔;当你以“人微言轻”为理由,或以“利润是企业应当追求的目标”为理由,推迟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的时候,为你获得的便捷性忏悔。■
 
6月3日

(转)赵晓对5月30日调整印花税的评论

前言:赵晓,中国少壮派经济学家中我最欣赏的一位.其文笔流畅犀利,观点不偏不倚,为人正直厚道.他于六月一日写成该文并发于中国证券网,后被删.现转其文于此,以借赵晓之"呐喊"抒我心之"彷徨".

 

            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笔者曾经在评论中指出堪称漂亮,可以得到A+的分数。然而,对于2007530破空而来的政府印花税的出招,笔者却要不客气地指出,这实在是一记精明而不高明的出招,它的得分应该是“不及格”。
      
      530这一天,以背信弃义为掩护、以政府信用沦丧为代价的阴狠的偷袭取得了最大的恐怖效果,市场应声而倒,不分蓝筹红筹白筹黑筹几乎一概尸横遍野,当日个股跌停近千,市值损失超过万亿,人称“五卅惨案”。
      
      不错,印花税的出台是精明的。印花税就其本身的政策力度来说,虽然税率一举增长了200%,但力度仍然有限。因此,真正可怕的是政策出台的方式,可以说是典型的小人式的偷袭。不仅蒙了市场,甚至于连自己的“小弟”也被蒙甚至被卖了,“出尔反尔”、不诚信的骂名将永远伴随某个权威部门。然而,也正是如此的阴谋方式,才取得了对市场的最大杀伤力。
      
      也就是说,印花税的偷袭让人感到幕后有一双阴沉的眼睛决意要算计股市,这才是真正让市场恐怖并一泄千里的地方。精明、阴险的出招取得了让市场恐怖最大化的效果。
      
      然而,印花税出招也许精明,高明却谈完全不上,甚至可以说是“很蠢”、蠢到死。何以如此苛评?不妨简列理由如下。
      
      首先,政府必须永远都要记住,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如何能够得到公众拥护呢?一曰公义,二曰诚信。诚信为一切事业为本,社会如此,企业如此,个人如此,政府更是如此。如果政府没有了诚信,刚刚信誓旦旦说不会上调印花税转身就变脸,那么政府也就没有资格要求社会其他主体讲诚信,社会、企业以及个人就必然由此走向无耻、无信与无赖,社会的有效游戏规则的根基就会被毁坏,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将急剧上升,而政府管理在面对无信之人时也将变得无比困难。
      
      失信容易建信难!在中国官员日趋腐败,就连贵州一良官全家屈死网络上都叫好频频,显示出政府与百姓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任何政府信用的丧失都是对政府极其宝贵的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打击。如此来看,印花税出招虽然取效于一时,却付出代价于长远,其得亦小,其失亦大。
      
      其次,政府还必须知道,动税收就是动产权。税收问题之重大,实非点滴笔墨所能形容。可以说,人类走向现代社会正是从纳税之宪章规则的确立开始。英国谚语说是“税收是代议制之母”,在美国则被翻版成为“无代议士不纳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任何权力拥有者(哪怕是国王)都不可以随便动税收。因为动税收就是动产权,等于直接地从私人口袋里掏钱了,从而构成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产权的随意践踏和粗暴破坏。
     
      政论片《大国崛起》曾讲到,税收法定原则最早体现在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中。在英国的屡次革命中,当一方以“家天下”的思想征税的时候,总是激起另一方的强烈反抗。最终,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国王的征税权彻底被税收法定原则击垮。《大国崛起》还讲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英国议会在没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擅自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侵害了殖民地民众的利益。这既违背了英国自身的宪政原则,也违背了美国第一代拓荒者的“五月花号公约”,最终激起美国民众的暴力反抗。
      
      
      殷鉴在前,不能不让我们三思而后行。据说印花税的解释权在财政部,财政部何来如此大的权力,有什么样的法理上的理据性?又据说印花税对基金是免费的,对普通股民反而重征,这其中厚此而薄彼的理由和依据又何在?
      
      众所周知,两税合并,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期间甚至允许外资进行公开、合法的利益申斥,最后才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这可以说是近期中国走向现代良治政府的正面案例,因此得到了许多褒扬。虽然费时费力,但执行起来阻力会很小,因为它得到了公众的拥护。相反,印花税骤然提升,中间并无任何合法程序,尤其是完全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民的充分酝酿,这实在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头,是恶治的典型案例。如果在美国,早就要判违宪了!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好的政府必然是有限权力的政府而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动税收!那好了,理论上讲,如果政府觉得经济过热,那么它无需任何办法,只要对所有收入征取100%的所得税,即可让任何过热的投资资金因为无利可图而嘎然停下。然而,这样的“便宜”方法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它超出了政府的权力。
      
      所以,在对股市的调控上,政府可以动用许多手段,如调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增加优质股票的供应,让更多的国内资金自由对外,甚至可以通过建立股指期货引入做空机制,以及通过排查违规资金违规行为打压需求,但政府却决不可以随意动用税收手段。无论是印花税还是资本利得税,非经全国人大同意,决不可擅自推出。
      
      再次,政府还需要知道的是,不讲求政策艺术,徒以权力自重,以政策伤民,最终以及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政府自己,所谓市场调控的“政府失败”也将难以避免。这是因为,市场有市场的规律,牛市的泡沫政府进行预先的防范虽然是对的,但却要采取有效而合理的手段(笔者曾提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规则管理与结构管理四大手段),如果政府一意妄行,执意采取人为的“砸盘”的办法,那样的结果,是不能让投资者心服口服的。因为这并非“买者自负”的市场型风险,而是投资者无法接受的“政策风险”。投资者必然要将投资失败的帐记在政府身上,并且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政府补偿。而政府最终恐怕将不得不象以往历次那样,忙不跌地从打压市场转向跑出来赶紧救市。其结果,政府对股市的调控将完全失败,调控的初衷本来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结果却是导致了市场更剧烈的波动。“5&#8226;30一天之内超过6%的暴跌一如当初《人民日报》社论效果,已将中国股市重新推回到“政策市”,初步证明政府并没有控制股市的上涨速度的能力,只能导致股市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
      
      中国的粮食、钢材、化肥等许多重要产品,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剧烈波动,而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并非市场原因,而是中国政府的管制与干预才是造成这些产品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政府对股市的调控是否能成功,股市是否会在政府的一再干预下“稳定发展”而避免上升太快、大起大落呢?从530的政府出招及其效果来看,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小,更大的可能性是政府调控失败,股市将进入更加剧烈的大起大落。
      
      最后,政府也许还需要知道的是,印花税出台的时点很妙(选择在星期三而不是周末,超出市场许多人的料想),但时机却是大不妙。政府应该心知肚明,自己刚刚宣布了给QFII200亿美元的额度,却马上开始偷袭砸盘,这样做,即便政府的初衷并无帮助QFII们拣便宜的任何想法,却肯定无法避免市场上的其他利益主体产生“最坏的恶意”的联想。而在客观事实上,政府的做法也的确是起到以中国股民的鲜血养肥QFII们的严重效果。这又如何能让自己避免国内股民的责骂,如何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呵呵,想一想有点可笑。政府甚至还没有搞清股市到底有多少股民就用和海外媒体完全一样的口吻宣称“全民炒股”,甚至还没有搞清股市到底怎么回事就开始砸盘。那么很好,既然是全民炒股,政府又是人民的公仆,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政府为什么要重蹈世纪之初的覆辙,再一次做损害国内“全民”利益而让外资们偷着乐的事情呢?
      
      要知道,中国的股民并不怕在市场上输给QFII,怕就怕莫名其妙地被暗算和出卖。就像当年的岳飞,他不怕在战场上与匈奴决一死战,却怕被暗算在风波亭中。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的社会,并且开始大力建设“和谐”的社会,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要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还要在“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新的荣辱观基础上以德治国。而背信弃义、不讲程序、大大损害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印花税的出台,实在是一个大大恶招,一个与政府的变革理念严重不和谐的音符。
      
      赵晓 写于韩国汉城 200761